2023年是韦加宁教授逝世20周年，为纪念传承韦加宁教授的精神，更好地为患者服务，4月16日下午，在积水潭骨科新进展论坛手外科分会场，组织召开了首届纪念专场演讲。韦加宁教授儿子韦峰教授作为首届演讲嘉宾，带领与会同仁一起追忆了韦加宁教授的一生。韦加宁教授把毕生心血投注到手外科事业中，他崇高的医德风范，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激励着一代代手外科人。

蒋协远院长主持会议

手外科主任陈山林

纪念我的父亲韦加宁——谈父亲对我从医的影响

关于对父亲的印象和评价，我母亲李景英教授在她的文章里，概括得简洁清晰，请允许我读给大家。

韦加宁，广西容县人， 1938年4月5日出生在广西南宁。1954-1956就读于梧州高中，1961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医疗系。同年被分配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从事手外科工作。1986年被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1987年任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1990年任正教授；1994年任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导师；1983年和1990年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医学院手外科研究室和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手外科中心任客座研究员；并在国内多家医学院担任技术顾问和客座教授。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手外科医生之一，韦加宁对中国手外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1972年1月10日他与李良平大夫合作成功地完成了世界第一例同体断足移植手术；1975年12月28日首创我国第一例同体拇指移植手术；1978年《周围神经损伤的束间神经移植》获北京科技成果奖；《手部支具的临床研究》分别于1981和1983年两次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从1978—2000年与同事合作获国家级、部级及北京市局级科技成果奖七项。他撰写了40多篇论文，参加了23部骨科、手外科专著的编写工作。在书稿和病历中绘制了数以万计的手术图谱。

从医42年，他共完成五万多例手术，被卫生部长张文康誉为：我国手术例数最多、成功率最高、疗效最好的手外科专家。他桃李满天下，先后为全国各地带教了四百多名手外科专业进修医生，其中多数已成为科主任及学科带头人。2003年3月27日人事部、卫生部授予他医务界最高荣誉奖“白求恩奖章”；2003年4月8日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好医生”荣誉称号，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2002年5月16日他被诊断为晚期胃癌，在重病期间他趴在医院的小餐桌上用顽强的毅力绘制了一部《韦加宁手外科手术图谱》，把自己一生的经验留给学生，并通过学生去帮助那些今后需要帮助的病人。2003年4月9日他画完了最后一幅画，圆满“交卷”。三天后于四月十三日凌晨4点07分他停下了疲惫的脚步，平静、快乐地走完了一生。享年六十五岁。

在四十余年的从医生涯中，他始终把病人当亲人，把工作当乐趣，把医术当艺术，把一生献给党。他是人民的好医生。

陈山林教授邀请我在今天的纪念活动中讲一下父亲对我从医的影响。我也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我叫韦峰，1993年考入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1998年毕业后一直在北医三院工作，从事脊柱外科。目前是脊柱科副主任，脊柱专业组组长。主要致力于脊柱肿瘤的治疗。

说到父亲对我从医的影响，其实它伴随了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整个成长过程。每一件事，每一句话看似琐碎、随意，但却共同构建起了我一生事业理想。1973年我出生在积水潭医院，整个童年都是在积水潭医院的园子里度过的。每天上下学都会路过急诊室，看见各种各样的外伤病人。我还经常跑到父亲的病房里去玩儿，看见他的时候总是被病人包围着。我家住在和医院隔壁的宿舍大院里。晚上总有来家里寻医问诊的病人和来进修的学生。看见父亲是一个那么被别人需要和敬仰的人。从心里就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父亲一生救人无数，有许多的成就和荣誉。到了晚年，我觉得最令他欣慰和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也成为了一名骨科医生。2002年他患病的时候我正在读党耕町教授的博士，课题是脊柱肿瘤。我们讨论过我专业发展方向的问题。能感觉出来他更希望我做普通脊柱专业。可能是担心肿瘤病人治不好，需要每天面对心情痛苦的病人和家属。在陪伴他患病治病的11个月里，我亲身体会到，肿瘤患者关注的不仅是生命的长短，更重要的是在余下的日子里是生活在恐惧还是希望之中。而肿瘤医生就是给病人带去希望并一直陪伴他们到最后的那个人。为此我最终选择了肿瘤专业。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想像父亲一样做别人不会做的手术，治别人治不好的病。虽然这个要付出特别大的辛劳，但每次听他谈起又做了一个多么难的手术，见他那么开心和满足的样子，我就特别想在未来的职业中体会到这种幸福感。

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脊柱肿瘤医生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脊柱位置深在，周围都是重要的神经和血管，要把被肿瘤累及的椎体在不损伤肿瘤包膜的情况下完整的切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手术大，风险高，常常需要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小时。在同龄的其他领域的医生早已可以独立手术的时候，我依然还在做助手。可我从来没有为此焦虑过。因为一直记得父亲对医生成长的描述，他说这是一条从士兵到将军的路；学习的过程就是“采百家之花，酿自己的蜜”、 “每天进步一点点”。我把每一台手术都作为训练，在看似枯燥的日常训练中把“显露”、“止血”、“置钉”、“减压”等等基本操作做到极致。在日后做复杂手术的时候，就只需要把这些基础操作有机地组合起来就可以了。

所有看过父亲手术的人都会说，“看韦主任的手术简直是一种享受”，“ 手术行云流水，像艺术一样”。怎么把手术做的行云流水一样呢？父亲有个有趣的理论。要知道他不仅手术做的好，厨艺也好。为了节约时间，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想好要做什么饭菜，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最大程度的统筹优化。家里灶台上的油、酱油、醋和料酒的瓶子都按固定的顺序摆放，闭着眼睛都能准确地拿起来，也节省了时间。他常常教育我和他的学生，说这就是统筹学，别以为手术仅仅是在手术台上才能训练，生活是最好的训练场。因此，我也是做饭高手。我做手术也都会做详细的术前计划，把肿瘤的部位、手术的步骤、需要准备的东西、可能会出现的风险都做在幻灯里，发给每一个参与手术人，包括麻醉师和手术是的护士，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要做什么。手术前再像放电影一样在心里把每个动作想一遍，手术真的可以做到行云流水。

所有人都赞叹父亲的手术图画的好。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训练的结果。父亲练习绘画的起源可能始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他参加下乡医疗队。他说，在农村做手术没有老师可以请教，就只能依靠解剖图谱了。图书馆的书不允许长期借阅，他就用3个月的时间把整本图谱临摹了下来，由此奠定了绘画的基础。积水潭医院有画图做手术记录的传统。他一直到晚年都坚持着自己画手术记录的习惯。一天的手术他经常要画到深夜。脊柱手术不大容易通过钢笔画来记录，他就送了我一个数码相机。那时数码相机还是个新鲜物件，很贵。但我也从那时开始养成了收集病例的习惯。我会收集每一个脊柱肿瘤病人的影像学资料，对复杂的病例更会拍摄大量的术中照片，术后再将所有这些资料汇总成幻灯，对术中照片做详细的标注，术后病人随访的片子再追加进去。这个习惯让我经验的积累特别快。对术中照片做标注就是对手术的回放，是印象加深的过程，许多技术改进的灵感就是在制作幻灯的时候产生的。而且我会把这些资料及时更新到网盘里面，分享给团队里的医生和来进修的医生们。让这些病例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我从医的岁月中，父亲陪伴我的时间并不长。在独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过不少磨难，也有迷茫和无助的时候，最终都是靠爸爸的精神走出困惑而且变得更加强大。我记得最近一次感到迷茫是几年前。我的同事兼挚友问了我一个扎心的问题。他说，韦峰你做了这么多大手术、难手术，有什么创新么？我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因为肿瘤的无瘤切除是外科肿瘤切除的普遍原则。我只不过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了脊柱上。具体的方法，大都也是从那些我敬仰的大师的文献中学来的。我的理想甚至就是能重复出这些大师的每一个作品。在这个提倡创新的年代，在创新的卡尺下，我做的一切好像突然失去了意义。我努力回忆父亲，希望能找到启发和安慰。父亲是个绝顶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的人。他精通无线电，五金活儿，木工活儿做的特别漂亮，姐姐和我小时候的玩具都是他亲手做的。他在广西农村长大，抓条蛇剥了皮就能做出一个二胡来，而且会拉。后来无师自通地学会拉小提琴。手术上他不仅创造了很多新的方法，而且发明并亲手制作了大量康复支具。要是在今天，他一定是拥有专利最多的医生。想到这些我更痛苦了，感觉和他的差距好大。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妈妈说过一段话。她说，你爸爸在他的同龄人中并不是最聪明的那个。比如，那个世界第一例同体断足移植的点子就是李良平叔叔想出来的。但你爸爸却是唯一一个能把想法变成事实的人。想到这儿我一下子释然了。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那个把原则执行到病人身上的人。什么时候的战争都需要工兵。如果我能让病人术后的复发率再低一些，让手术变得再安全一些。我就满足了。

短短的十几分钟很难充分表达我对父亲的思念以及父亲对亲人和身边学生、同事的巨大影响。我想山林是希望通过我对父亲生活的回忆，以及对我职业生涯的的影响，告诉更多年轻医生，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年轻医生面对责任和压力，要坚持医生最本真的使命，并从中获得滋养自己心灵的平静与快乐，像韦加宁医生一样……

感谢大家！

2023年4月15日

供稿丨手外科

编排丨于淼

校对丨于淼 张驰 陈梓凡

审核丨靳晓方